谁会想到呢，维斯塔心想着，用余光扫了一眼侯赛因，将近70岁时我最好的朋友会是一个只有我一半年龄的来自伊朗的寻求政治庇护者？可以肯定的是，妈妈和爸爸肯定不会这样的。

    他们觉得住在二十七号的Pelcsinskis一家很可能就是外国人，基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都没听说过伊朗人，但他们现在到处都是，就像索马里人一样，尽管在这附近并没有多少索马里人，他们似乎大多数住在伦敦北部。

     “哦，顺便说一句，我在《卫报》上看到你写的文章了，”她说道，“十分有趣呢。

    ” 他扬了扬眉毛，说道：“谢谢，维斯塔。

    我以为我认识的人不会看到呢。

    ” “哎呀，你知道的，我喜欢去图书馆浏览报纸。

    如果在你退休之后有那样东西你会拥有很多，那就是时间。

    所以和我说说。

    ” “怎么了？” “我以为你还没被允许工作呢？” “是啊，我还不可以工作。

    他们没付给我酬金，这是为医务委员会的酷刑受害者项目捐赠善款。

    ” “这样啊，我明白了。

    我猜这挺合乎情理的。

    ” “是啊，他们对我非常好，应该得到回报的。

    ” “不过这似乎还是一个挺没意义的规定。

    所有这些人都在抱怨街上的乞讨者，然而他们还不让你们工作。

    ” 侯赛因耸耸肩，说道：“我就当是练手了。

    ” “的确。

    ” “当我拿到工作许可之后，找工作会更容易一些。

    ” “也确实如此。

    ” 她弯下腰开始揭开盖在食物上的保鲜膜，但侯赛因伸手将她推回座位上。

    “我来吧。

    ” “我还没到九十岁呢，侯赛因。

    ” 他啧啧地拒绝了她，单膝跪了下来，抬头看到雪儿出现在花园的小侧门，身边跟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人。

    维斯塔起身迎接她们，就像过去鸡尾酒会的女主人一样。

    “你一定是科莱特，”她说道，“我是维斯塔。

    ” 科莱特的脸微红，握了握她的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