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的动机被反复揣摩：皇帝早就把预言天命、有关谶纬[14]（chènwěi）的书列为禁书，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预言天命，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正统地把握权力。

    驸马与亲王难道图谋不轨吗？曾经亲自为兄弟煮药，甚至被火焰燎着胡须也不在意的皇帝严厉地下发禁令，禁止诸王与大臣交游。

    与岐王、薛王交好的大臣先后被贬。

    这严厉的惩罚波及了与岐王交好的许多大臣。

    王维为岐王家夜宴写诗，与岐王一起去杨氏别业写诗，陪岐王去九成宫避暑也写了诗，整个长安都知道，王维是岐王的人。

     王维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不得停留，立刻动身。

     三 按照拥有户口的数量，唐代把天下各州分为上、中、下州，参军的品位也随着州县的重要性从七品下到从八品下不等。

    济州（今山东济宁附近）偏远贫穷，人烟稀少，向来是贬官的热门选择。

     二十出头的王维，熟悉的是金盘脍鲤鱼、螺钿嵌琵琶、画阁朱楼燃亮夜的巨烛灯火。

    现在他面对的是深巷陋室，菜地、药圃、农书。

    他的琵琶久悬，画纸也不展了——没有知音，还显得怪神经的。

    也还写诗，描述请他吃饭的大爷家里的日常——“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

    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读者就是这些，不能用典太深。

    甚至他们能不能领悟他花许多功夫琢磨出来的，五言律诗中间两联最自得的对句，也是个问题。

     但诗写得也不多，因有一份不重要，钱很少，却很繁杂的工作。

    他做司仓参军，负责账本和户口。

    管青苗，储备粮，负责地税征收、庖厨、仓库、田园、市肆。

    甚至，仓库里每天粮食马料进出，农民借了种子还回来的米是否足额都是他的管辖范围。

     他才二十岁，已经开始想象在济州终老的惨象。

    想回到长安，也怕是两鬓斑白，很久很久的将来。

    一般的官员一年一考，四考任满，可以离任等待提拔。

    但他是贬官，赦免才能离开。

    但等待一次大赦，也不知道等到哪一年。

     但大赦其实来得不晚，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东封泰山，两次大赦天下。

    王维也得到赦免，回到长安，等待吏部“判补”——吏部冬天铨选，考核他的政绩，再次授官。

    下一年，吏部叫他去河南共城县附近淇水边，做一个钱少活重又无足轻重的小官。

    做了一段时间，百无聊赖的王维弃官而去，隐居在终南山。

    终南山林壑葱郁，是隐居的好地方。

    同时，终南山的隐士也有关注政治的传统，朝堂上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能够成为他们飞黄腾达的机遇。

    岐王失势了，王维必须找到提携他的下一任贵人。

     王维的运气并不坏。

    朝堂上的政治新星是风度、文采俱佳的张九龄。

    这个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名句子的诗人，因为风雅的气质，正受到皇帝最热烈的宠爱。

    官员上朝需要携带笏（hu）板[15]，记录朝见君王时需要上奏的事项，也方便记下皇帝的旨意。

    别人上朝把笏板往腰带里一塞便上马而去，张九龄却不。

    因为体弱有疾，他专有一仆捧着装有笏板的囊袋跟在马后，反而从容潇洒。

    从此，用笏囊成了风靡长安的时尚，以至于玄宗每次见人之前都要问一句：此人风度比张九龄如何？ 王维立刻献诗张九龄。

    他知道，与岐王一样，张九龄定然欣赏他的文学才能。

    果然，不久之后，他被起用做右拾遗，重新回到了长安。

    但他这次回来，朝中林立的山头，对峙的派别，如翻覆的棋局，正瞬息万变。

     四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长安暴雨连天，粮食歉收，物价飞涨。

    玄宗被迫带着朝廷去洛阳找饭吃，国子监的学生食堂关闭，长安开太仓米两百万石，赈济四十万户——几乎每一户长安居民都需要赈济。

    基本的产粮区都出现了灾荒，国无三年之储蓄。

    开源节流，都迫在眉睫。

    同时，北庭都护[16]谋反，唐与突骑施汗国[17]已经剑拔弩张。

    在这样紧急的时候，玄宗起用张九龄与裴耀卿做中书令和中书侍郎，负责战事与漕运；李林甫做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特别负责整顿赋税，裁汰官僚机构的冗员。

     玄宗时代，宰相并无品秩，甚至不是一个固定职位，五品以上官员，只要参与“平章事”便是做“宰相”。

    所以，宰相有许多不固定的名称：“参知政事”，在本官后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

    唯有“中书令”算是宰相的正名。

    李林甫、裴耀卿、张九龄都是宰相，张九龄为尊。

     皇帝爱文学。

    科举选拔来的都是文学蕴藉的诗人，张九龄的朋友严挺之主持科举，更是把诗人们自然地聚拢在张九龄周围。

    相反，李林甫也有一些朋友，只有政治经验却没文化。

    这些人被圈在诗人们用鄙视的眼光铸成的链条里，根本没被诗人们正眼瞧过。

    严挺之曾经与李林甫的朋友户部侍郎萧炅（jiong）一道参加葬礼。

    萧炅摇头晃脑地把《礼记》“蒸尝伏腊”，读成“蒸尝伏‘猎’”。

    严挺之心里发笑，嘴上却问：“蒸尝伏什么？”不觉有错的萧炅便又大声道：“蒸尝伏猎！”严挺之转头便把笑话告诉了张九龄，并立刻奏上要把他调出去做岐州刺史。

    尚书省里哪能留这样的文盲！ 李林甫不与他们争口舌之快。

    玩起政治经验和手段，张九龄这派的文化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蔚州刺史王元琰贪污，严挺之想救他，李林甫立刻上奏严挺之与张九龄的交情，这一件贪污案从此成为张九龄结党的证据。

    皇帝立刻罢相张九龄，以李林甫代替。

    朝堂上风向一变，原先风头正劲的诗人官员们立刻感受到官位的岌岌可危。

     右拾遗王维未必认为自己是张九龄一党，他也不是没有努力向李林甫示好。

    他们一同扈从玄宗去华清宫泡温泉，李林甫写了一首诗，也抄了一份给王维。

    王维立刻回了一首，极尽阿谀奉承：丞相您无为而治，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好时代；您不仅有谋略，还有文采。

    在您的智慧领导之下，我们总是打胜仗，真是让人如沐春风。

    他们还有另一项共同语言：李林甫擅长丹青绘画，王维便在嘉猷观李林甫家的墙壁上留过壁画。

     但李林甫并没有向王维表示出任何的亲厚。

    像他这样陷在政争中的官员，如同在素色丝帛上的图画，每一笔都是旁人决定亲疏的证据。

    而王维，他这张帛画上早有太多让李林甫不喜欢的图案。

    王维回到长安，刚做右拾遗没多久，又为张九龄写过一首肉麻的诗，先说自己“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是隐者不求闻达只求舒心的风度。

    但很快一转，吹捧张九龄是“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张九龄是为苍生谋划的大君子，他王维跪在张九龄面前自陈，求他收留自己在帐下为他出谋划策。

    他又发挥文笔，为张九龄撰写了《京兆尹张公德政碑》，煌煌立在通衢（qu）大道[18]边，每有过客都能一睹一代文豪王维酣畅淋漓的文采。

     “德政碑”是当时的流行，百姓以此拍马屁，官员以此为政绩，好看不庸俗，堪称给官员的送礼良选。

    但是，李林甫最恨这样风雅的吹捧。

    曾经，国子监的学生也为李林甫立过一块碑：开元十四年（726年），李林甫做国子监司业，查老师教学质量，罚学生酗酒闹事，考试不及格的开除，学风大振。

    学生们悄悄在国学都堂前替他立了一块碑。

    释奠日大典礼，所有人到齐，学生隆重揭幕。

    李林甫看了，神色一厉，质问祭酒：“我有什么功德？谁教你们立碑的？”学生们吓得连夜琢灭碑文。

     对于对他没用的人，李林甫根本没兴趣搭理。

    现在，他是中书令了，裁汰冗员，改革官员薪金制度首先就要找只会写诗发议论却不做实事的文化人开刀。

     在他主持编写的《唐六典》里，李林甫详细记载了这次改革的成果：裁减门下省、殿中省、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一百多名官员。

    在外官当中，实行“年资考”。

    开元以来，年年开科取士，选拔出来的候补官员远远多于官职的岗位需要。

    进士们自恃才高，甚至曾经围堵考功员外郎，聚众闹事。

    为了解决冗员，李林甫推行年资，严格按照资历授官，有官职空缺，先论资排辈，从最老资格的官员开始递补，官职少而候补官员多的时候，资历浅的便只有等。

     按照惯例，六品以下官一年一考，四考任满，有新的位置空出来则转迁；没有，则五考任满。

    王维便屡屡陷入在这样无休止的等待里，又不能弃官而去。

    十多年前，王维从长安去淇上赴任时经过苏门山，是西晋阮籍曾经拜访隐士孙登的名山。

    山高巍峨，林木葱郁，千年不变。

    竹林间，隐士当年与阮籍长啸歌咏的石台已经被当地人口耳相传成了名胜。

    阮籍的《咏怀诗》王维年轻时也读过，是技巧，是典范。

    但这样一个黄昏，站在古代诗人曾经登临的山顶，他切切感到阮籍和他同时代的人被紧紧困在里面的日常，那张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