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有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卖不动”的可怕陷阱，被市场淘汰出局。

    在我的同行们纷纷铆足了劲儿“讲段子”与“说书”逗读者们开心时，我深深抱歉于自己欠奉的搞笑能力。

    我一边十分刻苦然而并无成效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边总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写下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我想并不是任何时候，搞笑都是合适的表情。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必然未曾把“搞笑”作为目的，但幽默、嘲讽、怜悯与可读性，无一不缺地出现在《史记》的文本里。

     所以我想，如果读者的情感没有被麻痹到只剩下接收“搞笑”的刺激，那么在阅读过往历史时，作者应该可以向他们呈现更复杂的人格与情感，而不是不同名字的“笑星”。

    通俗历史的叙事要有可读性也并不只有“逗乐”这一条窄道。

    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做出一次尝试。

    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万多字，有些甚至两万，比起读者们习惯的三五千字讲完一个故事的“公众号”篇幅，它更具体、更完整，也包含更多的线索与角度。

    在编排上，开头与结尾一篇讲“时代”，中间六篇讲诗人的心灵旅程。

    当我开始创作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没有任何难度——从识字开始，他们就是一再出现的、最显赫的名字。

    但真正开始写作，我才发现，我不了解这个时代，也并不了解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生。

    感谢一年半的写作“强制”我补上这一课，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受惠于此。

     这本书里提及的人物与事件不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之后，都足够有名。

    它本应该像苹果树上掉下来的就是苹果一样，具有足够的确定性。

    事实正相反，哪怕在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检索过的材料越多，不确定也越多：不确定李白究竟去过几次长安，不确定马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