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好的爱情，非常重要的是对配偶的喜爱及与配偶之间的合作。

    有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被送往感化院的罪犯，很多都在入院前患有性病。

    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一种简便的方法来处理爱情中的问题。

    他们会觉得爱情可以用来买卖，异性对于他们而言，就等同于财产。

    在他们眼里，性生活是应该坚持的，性就是征服，而不是什么伴侣关系。

    有一些罪犯提到：“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生活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对于从哪儿入手来防止犯罪的发生，我们应该有一些定论了。

    在感化院里对他们实施鞭打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让他们明白合作的重要作用，否则，就算是释放了他们，还是存在再次犯罪的可能性。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无法真正地隔离犯罪分子。

    所以，我们要解决一点：如果说他们真的不能适应社会环境，我们将如何处置他们呢？ 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希望与人合作，那这个问题就不可忽视。

    在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需要与人合作，我们的言谈举止或倾听方式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合作能力。

    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错，那么，在观察、谈论、倾听方面，罪犯都与普通人不同。

    他们的语言异于正常人，而这样的差别会对他们的智力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够在我们讲话的时候理解我们的意思，理解也是一种社会因素。

    我们给予语言一种共同的解释，所有人对于它的理解理应是一样的。

    然而，罪犯却并非如此，他们的逻辑和想法与我们不同。

    这一点在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他们的智力没有问题，并非天生愚钝。

    假若我们认为他们的个人优越感目标是正确的，那他们的结论也就不能算是错误。

    或许某个罪犯会说道：“因为那个人的裤子很棒，我却无法拥有，所以我想杀了他！”假如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的方式要正当，大家也承认他的欲望很有意义，那么，就不能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自然，这有违常理。

    近期，匈牙利出现了一起刑事案件。

    几个妇人涉嫌毒害他人，当其中一个人被抓进警察局时，她说：“因为我儿子已经快死了，所以我要毒死他。

    ”假如她不愿意再合作了，除了毒死他，她确实也做不出其他的事情。

    她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统觉表却是特殊的，因此，她对事物的看法会与常人不同。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罪犯看到他们喜欢的东西，并想要毫不费力地得到它时，总会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本来就应当将这个东西从这个无趣而又不友好的世界中据为己有。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会错误地估计自己与他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