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特殊人群，和正常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也都是在人类合理行为的范畴之内的。

    这个结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应该了解到，犯罪其实是生活态度的一个病态表现，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件事。

    我们也应该努力挖掘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态度的形成，而不是消极地将这个问题看作无人能解。

    如果这些条件都被满足，那么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把握去改变整件事的结果。

    我们观察到，一般来说，罪犯身上所存在的抵触合作的思想或做法都会长期存在于他的意识当中，很久都不会被改变。

    这样的思想习惯最早可以追溯到儿童4～5岁的时候。

    在那个时期，有一些事情的出现阻碍了他的发展，使他对别人无法产生兴趣。

    我们已经证明并描述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来自父母、同伴的影响，来自社会偏见的影响，或者受到周围环境的制约，从而使他在对他人产生兴趣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我们还发现，无论是怎样的犯罪者，无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们之间都存在一种共性，那就是：他们一般都不喜欢与人合作，他们不懂合作之道，而且对他人缺乏兴趣，对自身的幸福也不关注。

    如果说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对罪犯产生一些好的作用，那么，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地提高他们与人合作的能力，除此之外，其他的办法都不会有效果。

    假如想要改变罪犯的行为，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指向一个目标：让他愿意与人合作。

     比起其他失败者，罪犯有一点特殊之处。

    在经历了各种反抗行为之后，他已经像其他失败者一样丧失了对于快乐生活和良好工作的信心，变得心灰意懒。

    但是，他并非无所事事，他也有自己的行为活动，只是，这些行为都指向了消极的一方。

    面对那些具有消极意味的事情，他会显得很积极，并且，在这些活动上，他会显示出想要与同种类型的罪犯进行互动合作的热情和冲动。

    这种行为其实和精神病人、自杀者、酒鬼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他的活动是非常单一的，有时，他所从事的活动竟然会只剩下犯罪行为。

    一些罪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同一种罪行，而不是在很多领域都做出出格的行为。

    他画地为牢，将自己囚禁在狭小的活动范围之内。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的勇气已经所剩无几了，留下的只有灰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