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惊叹道。

     巴黎这座“不设防”的大都市，终究以它特有的包容接纳了她。

    渐渐地，俞琬不再是街坊们口中那个“神秘的东方女医生”，而成了圣马丁街的一部分——就像街角百年小店里永远弥散着咖啡香，或是老画家雷米先生雷打不动的写生习惯一样。

     俞琬也渐渐适应了在这里的生活，她从小学的法语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还交到了一群新朋友。

     她每天清晨会去花店挑一束满天星或百合花摆在桌上。

    “文医生，昨晚的歌剧您听了吗？那个新来的意大利男高音，天啊，真是让人心醉”那位优雅的杜邦夫人在那遇见她时，总会这样寒暄。

     中午，她常常去附近公园坐在长椅上，一边吃着叁明治一边翻着从书店借来的小说。

    书店老板玛格丽特是个女作家，叁十出头的利落短发，偶尔，她会端着咖啡坐到她旁边，与她讨论加缪的新作或是杜拉斯笔下潮湿的东方情调。

     “又躲在这里偷闲？” “今天不写你的侦探小说了？”俞琬笑着挪了挪位置。

    玛格丽特在她身边坐下，从包里抽出《局外人》，那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写作需要灵感，而灵感，”她眨眨眼，“往往来自与聪明女士的对话。

    ” 有时，街角画廊的画家也会加入他们，他是个留着乱糟糟棕色卷发的年轻人，总爱用夸张的手势谈论着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美学，或是莫奈的睡莲如何捕捉了光与影的变幻。

     俞琬听得入迷，她从未真正学过艺术史，但她发现自己竟能跟上他们的讨论，偶尔还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和东方美学里的“意境”。

    画家总喜欢这样惊讶地拍桌：“天啊，文，你该去索邦大学开个讲座！” 正是在这样的午后闲聊里，她第一次从玛格丽特口里听说了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

     “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

    ”她念出书里的句子。

    俞琬摩挲着书页，忽然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人生似乎一直被困在某种既定的框架里。

     在上海和柏林，她是温婉的女儿、得体的淑女；在华沙，她是被他们凝视着的“上校的异国情人”；而在这里，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仅仅是自己，一个可以思考、可以争论、可以选择的女人。

     *波伏娃是上世纪初法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