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

    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

    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

    “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

    “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

    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

    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

    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

    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

    “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

    “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

    ”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

    “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

    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

    “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

    ”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

    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

    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

    他没刮脸。

    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

     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

    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

    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

    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

    “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