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这个男人有过一段恋爱经历，只不过后来这种恋爱关系顺利成章地变成了单纯的肉体关系。

    那时候她二十五岁，刚来到这个城市，在餐馆端盘子，小苍蝇馆子，连健康证都不需要办，每月两千包食宿，最适合她这样的黑户，楚红没有户口，身份证也是假的。

    男人总是凌晨来吃宵夜，一来二去，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两个人终于在某天晚上睡到一张小旅馆洗不掉肮脏痕迹的床上，男人射完之后说他有更挣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去。

     她当妓女就是从那时开始，起初她以为只要自己挣够了钱就能做一点小生意，不再干这行，男人也是这样许诺，许诺和她结婚，到时候她就是老板娘。

     在提供特殊服务的KTV里当陪酒女当然比这里赚得多一点，但需要上供，领班、打手、妈咪，甚至服务生的薪水都是她们赚来的。

    楚红觉得这倒是个稳定的工作，稳定地拿薪水和客人给的小费，陪有钱人睡一觉让她也错觉自己会成为有钱人，直到同寝几个同事突然消失，宿舍里只剩下她和另一个新来的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女孩普通话说的不标准，喜欢偷用其他人的化妆品，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化妆，有时候会带男朋友回寝室，她的男朋友是KTV的打手，据说和她是老乡。

     楚红想起那天仍然心有余悸，女孩的男朋友将这个消息透漏给她们——同寝的同事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得了病。

     这样的场所上班会得病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女孩们为了不怀孕把避孕药当糖豆吃，除了避孕还能延后经期，妈咪为表人性化，允许她们经期不用接客，需要扣除相应天数的薪资，但性病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预防，何况其中一个同事还有烟瘾，大烟瘾。

     楚红问他是什么病，打手一开始只是支支吾吾着说普通性病，但不停催促着自己的女朋友去体检。

    楚红第一次知道“HIV”这个名词也是那时候，做完最后一个月，她辞职了，带着多年攒来的十万块钱准备做个小生意。

     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在计划中，COVID-19突然爆发，口罩时代的来临使多家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