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的罪行了。

    可是这种装模作样的举动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

    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

    他冷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

    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

    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

    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提醒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

    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状地顺着大街跑去。

    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汉子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药，要在他头上放冰袋和桂樱叶滴剂[35]，愁眉苦脸地直摇头。

    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人家要发疯，他没权利阻止。

    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房里。

    他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了六号病房。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孩子们拿了个精光。

     四 待在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是个庄稼汉，一身肥肉、浑身滚圆，痴呆的脸上毫无表情。

    他无疑是个不爱动弹、贪吃而肮脏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机能。

    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浓重的令人窒息的臭气。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抡起胳膊，一点儿也不顾惜拳头。

    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是可以习以为常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吭，毫不动弹，连眼睛都不眨巴，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六号病房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

    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儿狡猾的神色。

    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挺有心计，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

    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示人，倒不是怕被人抢去、偷去，而是有点儿不好意思。

    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室友，在胸前佩戴上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

    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窘得不行，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

    不过他那点儿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

    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破例给了我，”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有料到！” “您这话我丝毫不明白。

    ”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称。

     “您知道我迟早会得到什么吗？”前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着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

    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丝带，可漂亮了。

    ” 这座厢房里那样单调的生活是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可与之比拟的。

    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庄稼汉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

    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

    每人只能喝一杯。

    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的剩粥。

    其余的时间，他们躺下，睡觉，眼望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天天如此。

    连前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