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下岗之后在家干家务，除了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我什么也不会。

     她爸爸经常嫌弃我，说我连个儿子都不会生，没替老章家留个后，是个罪人。

    我这样的罪人，不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做家务，还能做什么呢？ 亚岚总说她养我，真是孩子话。

    她将来要谈恋爱、结婚，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带着我这么个没用的妈像什么话，还不如守着这个家一个人过。

    只要她爸爸隔三岔五地回来一趟，每个月给点钱，我就满足了。

    】 听到袁冬梅的心中所想，赵向晚大约明白了她之所以活得如此卑微的原因。

     第一，价值感缺失。

     或许是因为下岗之后当家庭主妇没有再与社会接触的缘故，回归家庭的袁冬梅的社会性减弱，很难从外界获得价值感，她对自身地位、意义的反馈信息均来自丈夫、女儿的评价。

     女儿章亚岚高中阶段住读，只有周末、假期在家，再加上她性格大大咧咧，丝毫没有觉察到母亲的内心需求，无法给予袁冬梅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

     丈夫章石虎习惯了袁冬梅的付出，丝毫没觉得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回到家有热气腾腾饭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言语间缺乏尊重。

    他赚钱之后心性变了，喜新厌旧，挑三拣四，极尽打压之能事。

     这样一来，袁冬梅慢慢接受的信息便是我是个无用的人，我不配得到旁人的关心、爱护与尊重。

     第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赵向晚在图书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案例，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罪犯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为人质，历经六天对峙，警方解救人质之后却发现他们对绑匪产生怜悯的感情，拒绝指控绑匪，对警察持敌对态度。

    因此，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情境下，人质为了求得生存，与绑匪之间形成一种顺从、忠诚的感情，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

     袁冬梅虽然不是章石虎的人质，也没有经历死亡威胁，但长期被家暴、求助无门的情境之下，她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尽量表现得顺从、忠诚，并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