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忙别的事情，把父亲这个人完全的驱逐在生活以外，因为在工作上已经可以完全独立，我便极少回他那里去，这次雁文出这样的事情，他一句也没有苛责我的不是，这样平和，我都没有发现不寻常。

    年中做的根治术，转移太多，手术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其实就是简单的开关腔而已。

    他一直表现的那么硬朗，我心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准备，总觉得是可以拖很久的，不想，居然来的这样的快。

     开车的时候有点心不在焉，脑子里乱糟糟的一片，涌上来很多事情，多数是小时候的，还有他和柳姨的婚礼，而对他和母亲的婚姻，似乎没有任何印象了。

    他虽然严厉，但对我，一向是很疼爱的，只是我拒绝接受。

     他躺在监护病房里费力的呼吸，周围除了家人，另有一位我不认识的生人，是律师。

    他很理智。

    律师读了他的遗嘱，他听着，微微点头，他的体力都不够他说一句像“对，这就是我的意思”这样完整的话来，甚至目光都有些涣散。

    他把他的家产平均分成了七份，柳姨，涧雪，水含，笑之，雁文，我，还有年年，各一份。

    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年年和雁文从法律上讲，和他都没有关系。

    我明白他的用意，等于是我一个人占了七分之三。

    这样算，加上自己在“长风”原有的股份，我能够买下这医院的四分之三了。

    我觉得可笑，奇怪柳姨竟然能服从这样的分配，没有二话，只是握着父亲的手不断的垂泪。

     他实在不能坚持几天了，姑姑和大伯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都不能赶来，电话里两位老人也不胜唏嘘，让子女们过来探望，大伯的小儿子就在我和雁文的家里借宿，我有七八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是个相当斯文的大学讲师，比我还要小两岁，姓李名印歉，我叫他阿歉。

     “家里有个小孩子，是雁文的妹妹，你不介意吧？”我问他。

    我的车交给他开，我和雁文坐在后面。

    他是第一次见到雁文，一路上总是闪闪烁烁的从观后镜里看他，弄得小家伙对他不由自主的起了敌意，瞪了他一眼。

     “啊？”他终于回神回答我的问题，“哦，不介意。

    ” “伯父身体好吗？” “他呀，也不怎么样，所以飞机都不敢让他坐。

    ”他学了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宁波话是一句都说不来，“他们兄妹三人也够不幸的，要死了，都见不上一面。

    ” 说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看我的反应，我只是笑笑，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