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他当然希望孩子能多拿出一点时间用在学习上、用在自己这门课上。

    另一方面呢，毕竟补课的收入可不少啊。

    尤其这种一对一、一对二的小班，一节课一个半小时就至少1000块吧。

    你想想，一个寒假上10节课，多少钱了。

    如果多带几个班，每个班10节课，多少钱？所以，还是有诱惑的。

    ” 大宝吓了一跳，吐了吐舌头。

     “校长说，孩子们都知道班主任的离职原因，那就说明凌南也知道。

    ”我打断了大家对于“家长焦虑症”的讨论，说，“那凌南为什么还要躲着班主任？” 说话间，警车已经开到了区教育局的大院。

     拿着介绍信，办理完手续之后，我们就到了专门负责落实“双减”政策的部门。

    这个部门是“双减”政策之后成立的专门部门，叫作“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

    我们和这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王科长亮明了来意。

     王科长很是配合，找出了当时的举报记录，甚至把举报电话号码给了我们。

     “让后台帮忙查一下机主身份。

    ”我把号码给了陈诗羽，低声和她说道。

    陈诗羽接过字条，走出了办公室。

     “对于国家政策，我们市、我们区执行得是非常严格的，像这种举报，有举必查，查实必究。

    ”王科长口若悬河地向我们介绍他们的丰功伟绩。

     我们一个个都微笑着，请王科长帮助我们把这一起举报案件的全套调查材料都复印给我们。

     不一会儿，陈诗羽在门口招了招手，示意我们出去，一脸凝重地说：“手机号码归属人查清楚了，凌三全，男，44岁，龙番市辛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我们一起瞪大了眼睛。

     陈诗羽点了一下头，说：“嗯，是的，凌南的父亲。

    ” 我思忖了一会儿，重新走回了办公室。

     “我想请问一下，这种举报，你们会通报学校是谁举报的吗？”我问。

     “那怎么可能？保护举报人这个基本常识我们都是有的。

    ”王科长说，“再说了，你们能查得到手机归属人，我们又查不到，我就是到现在，也不知道举报人是谁啊。

    ” “我的意思是说，举报人的号码，你除了给我们，还会给其他人吗？”我接着问。

     “没有，绝对没有！这是我们的工作纪律。

    你们要不是拿着介绍信来，我连你们也不给。

    就是这个被处理的老师，我敢打一百个包票，他也不知道是谁举报的。

    ”王科长发誓赌咒一般说道。

    他自然清楚，如果因为他的泄露而让人产生报复，他也难逃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