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网上买不到吗？”侦查员问。

     我摇摇头，说：“这工具是铁路部门统一配发的，所以能拥有这种工具，而且有在腰间系工具袋习惯的，必然是铁路维修工人。

    ” “感觉这是一个踏踏实实的职业啊，怎么会做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呢?” “这就需要破案以后，才能揭晓答案了。

    ”我耸了耸肩。

     “龙番市里及市郊，有二十几个铁路段。

    ”一名侦查员一边查阅相关资料，一边说，“估计铁路维修工人加在一起有数千人，怎么查？” “确实，铁路维修工人是不少。

    ”我指了指大屏幕上的地图，说，“但是家住在这个住宅密集区的铁路维修工人，可能就不多了。

    ” “明白了，调查这个区域内所有从事铁路维修工作的人员，以及有可能获取这种特种工具的人员。

    ” “毕竟涉及另外一个案犯，所以不能打草惊蛇。

    ”赵局长插话道，“先采集具备条件的嫌疑人的影像、背景、习惯等，回来进行分析。

    如果有条件，就采集他的DNA进行比对。

    ” 说起来简单，但即便只限于方圆数公里的区域，排查起来都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社区民警可能会掌握常住人口的基本信息，但也不可能掌握每一个人的职业。

    更别说在这个密集区里，有大量租住人员，给排查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趁着天没黑，各自回到家里养精蓄锐，准备下一轮的征战。

     第二天一早，我和林涛就来到了厅里的物证检验实验室。

    理化检验的结果和我们猜想的一样，并没有检出任何可疑的成分，也就是说，可以排除死者系中毒致死。

    那么，我们对于死因的鉴定依据，就唯有法医组织病理学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方俊杰显然是熬了一夜，红肿着双眼走出了组织病理学实验室。

     “怎么样？”我满心期待。

     “很纳闷。

    ”老方垂着脑袋说。

     这三个字就像一把大锤，锤得我的心里咯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