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认为我们能实现这个目标，或者根本就不关心。

    唯一一个值得去做的全国性大工程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智能能源网络，也就是遍布全国的高压输电线。

    但实际上，就像我在第四章中将要讲到的那样，更合情合理的规划应该是建设本地化及区域化的能源网络。

    （因为根据电能自身的物理特征，长途输电必然存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如果我们想要在哀嚎的地球上生存下去，那么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还很多，而这些必要措施中的大部分都应该采取本地化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应该采取小范围行动，而非大范围；应该把责任分散化，而非中央集权化。

     所以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巨型的政府，而仅有小型的国家工程。

    而这种状态时十分糟糕的，因为就像保守主义派别的人指出的那样，巨型政府从内底里就是无法实现高效运作的。

    在杰弗逊出任总统的时候，整个财政部的人员数量上升到了80人。

    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RonChernow）写到，“对于当时的批评家们来说，那就是一个正在走向怪兽体型的政府。

    ”杰弗逊上台时曾承诺，“将厉行节约政策。

    ”那现在的政府呢？借用政治学家保尔?莱特（PaulLight）的话说，现在的政府“官员的层级以及每个层级内官员的数量都比以前多得太多。

    这种宝塔式的层级关系淡化了事情成功或者失败时每个人应该享有或承担的责任，弱化了控制力和执行力，并且由于沟通的方式退化到依赖像孩子们的游戏一般的电话会，所要传递的信息没经过一个环节就会被曲解一次。

    ”这完全就像马戏团的恶搞剧目一样。

    莱特说，“政府官员层级通过他们的官方头衔体现出来，通常都是围绕着参谋长或者某个原有的固定头衔来发展……这是官员层级叠加的最新的手段。

    参谋长这个职务最早出现在1981年的人口及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ofHealthandHumanServices），然后就开始横向发展起来。

    为某位部长设置的首位副参谋长出现在1987年，到九十年代就出现了一批第一副部长，第一副总长，第一助理秘书等等。

    ”实际上，到2004年的时候，仍然有64个“官位虚位以待”，而这些官位的名称都是通过不断组合‘首席’，‘副’，‘联席’，‘助理’，及‘主’等等关键词而产生的。

    ”因此就出现了类似首席助理代理副部长，或者联席副部长首席助理，或者助理副部长助理参谋长之类的头衔。

    莱特接着举例说到，试想一下你是一家退伍兵医院的护士。

    你“需要向上汇报时，最多需要经过七层官员”，从离你最近的护士长一直到退伍兵员事务部长。

    （而且这种汇报关系网中有九个级别都是通过总统命令任职的。

    ）好消息就是所有这些总统任命的官员干的活都还不错；在普查当中，所有联邦雇员都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不错”或者至少“超出平均值”。

    而且他们的上级似乎也同意他们对自己的评价；2001年时，曾经有过一次仅有通过或不通过两个级别的工作情况调查，接受调查的七十万名联邦雇员中，仅有的人没有通过。

    另外有八十万名雇员接受了五分制的评价调查，这些人当中仅有的人被评为“较少的成功度”或“工作情况不可接受”，而有43%的人被评为“相当优秀”。

    要想达到这种局面可还真不容易啊。

     如果你所要从事的事业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那就肯定能找到理由来为这种已经十分低效的工作体制开脱――“挽救自由世界”这么一句空洞的话就成为了五角大楼大量增加额外雇员的充足的借口。

    但是现在我们不再信任这种大口号了；我们发动的一些规模庞大的行动只为少数精英分子带来了好处（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就只给哈里伯顿石油公司（Halliburton）带来了好处），权力集中化的进程现在看上去既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倒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建设的统一政府比我们实际可以使用的政府的规模要大得多――就如同95%的运动型家轿车主从来没有真正开着这种车去越野或者探险一样。

    你或许根本用不着离地两英寸的底盘或者V8型号的新引擎，随便一辆小汽车都够用了。

     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或许确实还有一些巨型的国家工程需要建设。

    比如说中国，他们的中央政府是一个什么都要管的政府，而维持这样一个集权政体的原因就是他们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还有很多人需要从贫困线以下发展起来。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着移山填海的工程，与我们刚开始在北美大陆上修筑定居点时进行的工程差不多是同样的规模；他们修建了三峡大坝，而现在他们正在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将南方的河水引来灌溉干旱的北方地区。

    这些或许不能称得上是有远见的工程，但是它们肯定是十分庞大的。

    至少从我所了解的资料中，中国人认为他们正在取得飞速的进步――他们就像我们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里重塑自己的生活环境一样，正在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天换地的工程（而他们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他们这么做很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他们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都遇到了环境发展问题的不可逾越的高墙，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试想喜马拉雅山的冰盖融化将带来的问题，随着积雪的减少，黄河与长江的水量都将开始减少，甚至出现干涸。

    ）但是至少在目前时期看，中国与当代的美国或者欧洲还是很不一样。

    2008年夏天，我站在即将竣工的奥林匹克主会场外数着成百上千的人一波接一波来这里照相，唯一的背景就是鸟巢。

    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有美国的那个城市会如此热衷于举办奥运会，甚至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我们是不是奖牌榜的首位。

    我们对此类事务的热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们已经越过了发展道路上的巅峰时期。

    如果我们像做过山车时一样手在空中乱晃，那或许更多是由于害怕，而非出于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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