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一刀切方法奏效的前提，必须是朝廷对地方控制力达到空前的强盛。

    可若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达到这样强盛的程度，地方又哪来这么多隐田呢？ 这也是康元十六年时，一个政令行不通，康元帝就选择迂回地退一步的原因。

    两败俱伤，对谁也没有好处。

     那时选择不直接丈量田亩数，而是从收成去推算田亩，这个计算方式尽管很粗疏，但至少在基层能执行下去。

     从朝廷法度的延续性来说，这应该只是康元帝的第一步。

    做皇帝的，这一步往后退，大概率不是因为真的怂了，而是为下一步的法令做铺垫。

     户帖制就是在这时候完善的，户部根据各地汇总上来的徭役、税赋两项数据，来对整个天下做出粗略的计算。

     再由此，对每一个大项进行细分。

     事实上，即便是粗疏的数据也得来并不容易。

    以往的基层数据采用的是更原始的结绳计数法，在家门口打一个结，就代表一口人。

     基层的胥吏们按照结绳数量，造册登记。

    当然，这里需要有两位村民与一位熟悉村里大小事的老人在场见证。

     按了手印，胥吏们再做登记。

     这便是缴纳人丁税与徭役的依据了。

     而田税的计算则更加灵活一些，都是通过当地的亩产来做折算。

    永寿十六年那个折中的户帖法其实就是细化了具体的折算方法。

     永寿十九年，则在户帖制的基础上更侧重家产的部分，例如家中有多少铁制农具，有多少牲畜等等。

     其实从延续的角度来看，是一步步在为清田做铺垫的。

    从前两次缓慢的改革中层层递进，既能不过度激化基层矛盾，又能培养出一批实干的基层人才。

     ——只可惜康元十九年开始，户帖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种延续性已经完全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