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一个皇帝往往就会颠覆前任的行政主张。

     事实上如今面临的地方乱象其实同康元十六年时遇到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比起当年来说还多了一个裹乱的地方父母官。

     结果就是地方乱象持续时间更长，乱得也更加彻底。

     所以—— 谢柏峥的这两篇文章就是从这两点入手写的。

     其一，朝廷要加强基层人才储备。

    因为清田真的是个技术活，地里的田亩又不都是方方正正的，计算起来十分有难度。

     吏部选拔第二批人才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加上了一道算学题来选拔。

    可这也只是一个勉强应对之法，因为计量田亩有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叫做方田之术。

     相比于懂得方田之术来说，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重要。

    所以，不仅要会丈田，还要有基层经验。

     只有朝廷政令，而对当地情形一无所知的父母官，只能是个糊涂官。

     朝廷第一批派下去的那些寒门进士哪一头都不占，所以各地才会乱象四起。

    若只是糊涂倒还罢了，若是再为了自身政绩罔顾百姓生计，就会闹出董继荣那样的事。

     其二，朝廷要加强政策的延续性。

    康元十九年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再不成如今的永寿二年也可以是。

     例如康元十九年的户帖法侧重每家每户拥有的物产记录，有了前一次的记录作底本，每隔三年的下一次统计就只需要注明加减计算过程，就可以防止造假。

     由此便可见政策延续的重要性，更何况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出一大批熟知基层情况的胥吏，简直一举两得。

     治大国如烹小鲜，每一个政令与决策都需要慎之又慎。

    须知户帖法度之下的每一个人口数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