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穿衣服的时候——因为斯特罗夫希望我立刻陪他去医院——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他妻子住进了单人病房，这样她至少无须忍受大病房的肮脏和嘈杂。

    去医院的路上，他解释了为什么希望我陪着去，到时他妻子就算依旧不愿意见他，说不定会愿意见我。

    他央求我转告他妻子这些话：他依然爱着她，不会责备她，而是只想帮助她。

    他对她没有任何要求，等她康复之后，也不会劝说她回到自己身边，她完全是自由的。

     医院是一座阴气森森的建筑，让人看了忍不住头皮发麻，我们向里面的医务人员问了好几次路，爬了无穷无尽的楼梯，走过许多漫长而空旷的走廊，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却被告知病人情况危急，当天谁也不能见。

    医生是个留胡须的矮子，穿着白大褂，讲话非常不客气。

    他对待病人的态度很冷淡，也很厌烦那些紧张不安的家属，口气显得非常生硬。

    除此之外，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很平常的，无非又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在跟恋人吵架之后服下了毒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起初他以为德克是罪魁祸首，毫无必要地顶撞了他几句。

    我赶紧解释说德克是病人的丈夫，他很愿意原谅病人的过错，于是医生突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我似乎看到他眼里有讥讽的神色，斯特罗夫确实长得像那种戴绿帽子的窝囊男人。

    医生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回答我们的提问，“谁也不知道她喝了多少。

    说不定这只是虚惊一场，她很快就会康复。

    女人总是试图为爱自杀，但她们普遍是很小心的，不会让自己取得成功。

    这通常只是一种姿态，她们无非是想激起恋人的同情或者恐惧。

    ” 他的语气有点不近人情的轻蔑。

    在他看来，布兰琪·斯特罗夫显然无非是即将列入巴黎当年自杀未遂统计表中的一个数字。

    他很忙，没空再搭理我们。

    他说如果我们第二天在某个钟点过来，而布兰琪的情况又有所好转的话，也许她的丈夫可以看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