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法亚历山大·蒲柏那个流派，用押韵双行体撰写了许多德育故事。

    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许多诗人唱起新的歌曲。

    克雷布先生依然用双行体写他的德育故事。

    我想他肯定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年轻人所写的诗歌，我还想象他会认为那些诗写得很差。

    当然，大多数确实写得很差。

    但济慈与华兹华斯的颂诗，柯勒律治的少数诗篇，再加上雪莱的几首名作，确实开辟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精神境界。

    克雷布先生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他依然用押韵双行体写着他的德育故事。

    我曾随意翻阅过年轻一代的作品。

    也许他们当中会有更为激情澎湃的济慈、更为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过将会流传千古的名作。

    这我并不清楚。

    我钦羡他们优美的文笔，我赞美他们欢畅的风格。

    这些后生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再把他们视为初露锋芒之辈会闹笑话的。

    但尽管他们的作品很多（他们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仿佛在摇篮里就开始研读罗杰特的《词林正典》），我却没有读到新意：在我看来，这些人学识有余，而涵养不足。

    我消受不起他们猛拍我后背的那种热切和扑进我怀里的那种激情，我觉得他们的情感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也有些乏味。

    我不喜欢他们。

    我已经是老古董。

    我会继续用双行体撰写德育故事。

    但假如我这么做除了自娱自乐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指望，那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傻瓜。

     这段夫子自道其实是理解《月亮和六便士》的关键所在，如果仅仅把它当成作者在第三章开头所说的“题外话”，那么很容易像许多评论家——包括不少毛姆专家——那样，误读进而低估这部堪称完美的现实主义小说。

     从表面上看，《月亮和六便士》讲述的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故事。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知道的，故事主角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原型是生极落魄、死备哀荣的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

    尽管两者存在太多的差异（比如前者是英国人，后者则是法国人；前者从来没有“提起过风格和他大抵类似的画家，比如说塞尚或者梵高”，后者则与塞尚、梵高是颇有酬酢往来的朋友；前者死于麻风，后者死于梅毒），但相同的地方也很多：两人都曾在交易所卖过股票，都是人到中年方始立志献身艺术，都曾在潦倒不堪之际接受朋友的扶持、尔后竟和对方的妻子暗通款曲，也都曾远赴浩瀚大洋之中的塔希提并在该岛了却余生。

    总而言之，高更跌宕起伏的生平充当了素材，经过毛姆的艺术加工，演绎成斯特里克兰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