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失去了长城防线，以致无险可守；还有人以为宋生不逢时，自建立起便面对强大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侵扰，最终被连番的战争耗尽了精血。

     赵昺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他以为作为国之干将的大宋军队自身问题同样严重，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军纪的失灵使这支曾能征善战的军队蜕化，即便其中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辉煌最终也没有能做出根本改变。

     宋太祖自称执法尚严，决不姑息迁就，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实际上，他的执法尚严，仅仅限于军士和普通将校。

    大将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破后蜀时犯法，经百官集议定罪，一致认为应当处死，宋太祖却特令赦免。

    待到平定南唐后，宋太祖又将王全斌升为节度使，说：“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

    ”这种帝王南面之术，正是开了以法徇情的先河。

     终宋一代，由于对贪夫庸将的种种不法行为，十分纵容宽贷，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事例不少，故违法犯禁的事便层出不穷。

    结果自然使腐恶的将风代代相传。

    时人评述南宋的将风，“愚而忌偏裨，贪而猎土卒，守边则婴城以自保，赴援则迂道以避锋，勇不足以倡三军，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众，威不足以御下，小战则溃，大战则奔，实败而言胜，无功而希赏，此盖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

    ”这段话虽不足以概括腐恶将风的全部情状，也相差不多。

     事实也是三百年的积弊无从革除。

    宋朝武将贪污和行贿的风气也颇盛行，除了兼并土地，从事商业，经营酒坊等等之外，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奴役、剥削士兵： 克扣军士钱粮是最常见的一种弊病，“大军仓官支给米斛”，“月减岁克”，“久而羡余，则为宽剩，虽非明取，实则暗积，每遇支散衣、粮、料钱等，辄于打请之际，倚恃部辖，径行兜取”。

    文官武将不仅克扣军士钱粮，甚至连“市刍草以给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