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变法”领袖。

    变法只持续了百日，结果是他自己逃亡海外，他的几位同事被杀，满清政府的政治反动变本加厉。

    按他的意见，他所主张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而是实行中国古代孔子的真正教义。

    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的注释，注入他自己的新思想。

    除了这些，他还在1884年写了一部《大同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具体的乌托邦，根据孔教的设计，将在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实现。

    这部书虽然大胆、革命，足以使最能空想的著作家瞠目结舌，可是康有为自己却远远不是空想家。

    他断言他的纲领，不到人类文明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决不可以付诸实施。

    至于当前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坚决主张，只能是君主立宪。

    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初被保守派痛恨，因为他太激进了；后来又被激进派痛恨，因为他太保守了。

     但是20世纪不是宗教的世纪，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也一起传入了或附带传入了现代科学，它是与宗教相对立的。

    因而基督教本身的影响在中国受到了限制，而孔教运动也就夭折。

    可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之后，1915年起草民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有一个康有为的信徒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教为国教。

    对于这一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妥协，在宪法上规定中华民国采用儒教，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只是作为道德训练的基本原则。

    这部宪法从未实施，从此再也没有听说按康有为那种意思以儒教为宗教的话了。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戊戌年即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对于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

    谭嗣同（1865—1898）在变法运动失败的壮烈殉难，作为思想家他比康有为本人深邃多了。

    他写了一部《仁学》，将现代化学、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引入了新儒家。

    他在这部书的开端，列举了一些书，说明要读《仁学》必须先读这些书。

    在这个书目中，有关西方思想的书，他只提到《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

    事实很明显，当时的人简直不知道西方的哲学，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