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下来就是孔子，就是圣人。

    他的学说，与上述第二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

    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

    这些成分，他认为就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

    这些成分代表着人的生命的“动物”方面，严格地说，不应当认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

    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即扩充），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

    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争论的根本之点，告子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无不善，因此道德是从外面人为地加上的东西，即所谓“义，外也”。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应当让他的“四端”，而不是让他的低级本能，自由发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

    所以应当发展“四端”，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四端”，人才真正成为“人”。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离娄下》）他这样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

     儒墨的根本分歧 我们由此看出了儒墨的根本分歧。

    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