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肖袭情。

    ……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 很清楚，这个程序的后部分正与法家相同。

    这一段还继续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

    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

    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

    ……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 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对法家的批评。

    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无私。

    他一定惩罚应当受惩罚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亲友；他一定奖赏应当受奖赏的人，即使这些人是他的仇敌。

    只要他有一些时候不能这样做，他的整个统治机器就垮了。

    这样的要求是一个仅有中等智力的人远远不能胜任的，真正能实现这种要求的还只有圣人。

     法家和儒家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当以法以刑。

    他们坚持传统的治道，却不认识当初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在这个方面，儒家是保守的。

    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在他们的观念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传统上只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儒家不再坚持了。

    当然，孔子、孟子还继续讲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区别在于个人的道德水平，没有必要根据原来的阶级差别了。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早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

    所以，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而且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

    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于将礼抛弃，只靠赏罚，一视同仁。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

    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