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

    他们不是把它们当做不同的东西，而径直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

    就像我们在第十八章看到的，佛教的传入刺激了道教的建立，它是在信仰方面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应而出现的。

    同样的，西方文化的传入，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督教会，也激起了相似的反应。

     刚才提到，在16世纪、17世纪，传教士给予中国人的印象，在其宗教方面，远不如在其数学、天文学方面。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世纪，随着欧洲军事、工业、商业优势的增长，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政治力量却相应地衰落，中国人这才日益感觉到基督教的动力作用了。

    19世纪爆发了几场教会与中国人的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为了对抗西方越来越大的冲击，就正在19世纪末，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康有为（1858—1927）发起了本国的孔教运动。

    这个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即使从中国思想内部发展的观点看——因为已经有汉学家铺平了道路。

     在第十七、十八章讲过，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有两派儒家：古文学派、今文学派。

    随着清代对汉儒著作研究的复兴，古今文学派的旧纠纷也复活了。

    我们已经知道，董仲舒为首的今文学派，相信孔子建立了一个理想的新朝代；后来走得更远，竟然认为孔子是到人间完成使命的神人，是人类中间真正的神。

    康有为是清代汉学今文学派的领袖，他在今文学派中找到了充分的材料，足以把儒家建成符合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

     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时候，已经读过他关于孔子的奇谈怪论。

    康有为的说法比董仲舒更有过之。

    我们已经看到，在《春秋》中，更在汉儒的注释中，以及在《礼记》中，有所谓“三世说”，即世界的进步经过三个时期或阶段。

    康有为复活了此说，加以解释说：“孔子生当据乱之世。

    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

    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

    孔子已预知之。

    ”这些话是他1902年在《论语注》卷二中写的。

     康有为是著名的“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