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

    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

    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

    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

    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

    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

    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

    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

    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

    《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

    《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

    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

    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

    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公元3世纪、4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

    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

    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

    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

    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世称“三语掾”。

    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

    所以他以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

    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

    暗示才耐人寻味。

    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

    不管写得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