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德”与“修身”是一回事。

    前者是后者的内容。

    于是几个观念归结成一个观念，这是儒家学说的中心。

     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

    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

    只要这样，他就是尽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

    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他就是“止于至善”了。

     按本章的要求，只要指出《大学》的作者是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着想，也就够了。

    他并不是第一个为此着想的人，但是很有意义的是，他竟做得如此的有系统。

    在他看来，光是治好自己本国，并不是为政的最后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后目的。

     也不必在这里讨论，格物怎么能够成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

    这个问题到以后讲新儒家的时候再来讨论。

     《荀子》的折中趋势 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强大的调和折中的趋势。

    杂家的主要著作《吕氏春秋》就是这时候编著的。

    但是这部著作虽然把其时的各家大都涉及了，偏偏没有对于折中主义自己的观念予以理论的根据。

    可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家都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它表明两家尽管各有不同之处，然而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折中精神。

     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名叫“道”。

    各家大都有所见于“道”的某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道”的阐明都有所贡献。

    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张，唯有孔子见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家的补充。

    道家的著作家则相反，主张只有老子、庄子见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应当在其他各家之上。

     《荀子》有一篇题为“解蔽”，其中说： 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慊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