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先生，半年以后，我们会在哪里啊？”尼德·兰问道。

     “也许在这里，也许在中国。

    你也知道，鹦鹉螺号行动迅速，它横渡海洋，就像燕子在天上飞一样快，或者说，像特快列车在横穿大陆那么快。

    它根本不怕交通繁忙的海域。

    谁说它不会去法国、英国或美洲海岸，在那里策划逃走岂不跟这里一样有利？”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的论调就像是在捕底层鱼，您说的是将来：‘我们将在这里，我们将去那里！’而我讲的是现在：‘我们现在是在这里，应该利用这个天赐的良机。

    ’” 我受到了尼德·兰逻辑推理的步步紧逼，而且觉得自己已经被打倒在地。

    我不知道该寻找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

     “先生，”尼德接着说，“不妨做个不可能的假设，如果尼摩艇长今天就还您自由，您会接受吗？” “我不知道。

    ”我回答说。

     “而且，他对今天给您自由的承诺附加一个条件：过期作废。

    那么，您会接受吗？” 我没有回答。

     “龚赛伊友，你是怎么想的？”尼德·兰问道。

     “龚赛伊友，”这个好小伙子平静地说，“龚赛伊友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绝对不关心这个问题。

    他跟他的主人和他的同伴尼德一样，单身一人，上无父母，下无妻小等着他回家。

    他要伺候先生，先生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先生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别人不能指望他来构成多数。

    现在只有两个人参加辩论：一方是先生；另一方是尼德·兰。

    闲话少说，龚赛伊现在洗耳恭听，准备给你们打分。

    ” 看到龚赛伊如此彻底地把自己当做局外人，我不禁笑了。

    其实，加拿大人应该为龚赛伊不站出来反对他而感到庆幸。

     “那么，先生，”尼德·兰说道，“既然龚赛伊不存在了，就我们两人之间来展开辩论吧。

    我已经讲过了，您也听见了。

    您有什么要回答的吗？” 显然，应该作出决定，而且我讨厌言不由衷。

     “尼德友，”我开口说道，“那么，我就来回答你。

    你反对我的观点是对的，而且，我的观点和你的想法相比是站不住脚的。

    不要指望尼摩艇长的善心。

    最普通的谨慎常识阻止他释放我们。

    相反，最稳妥的做法是，一有机会，就逃离鹦鹉螺号。

    ” “很好，阿罗纳克斯先生，这几句话还比较中听。

    ” “不过，”我说道，“我提醒注意一点，就一点。

    一定要到时机成熟，而且我们第一次行动必须成功。

    因为，如果我们第一次行动失败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尼摩艇长也不会放过我们。

    ” “您说的这些都对，”加拿大人回答说，“您提醒的这一点适用于任何逃跑的行动，不管是两年还是两天以后采取的行动。

    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如果出现有利时机，必须及时加以利用。

    ” “说的好。

    尼德，现在，你能否告诉我，你说的有利时机是指什么？” “就是在某个漆黑的夜晚，鹦鹉螺号靠近某段欧洲海岸的时机。

    ” “你打算游泳逃走？” “如果我们离开海岸相当近，而且鹦鹉螺号浮在海面上，那么我们就游泳逃走；如果我们离开海岸很远，而且鹦鹉螺号是在水下航行，那么我们就不采取游泳的方式。

    ” “要是遇到后一种情况呢？” “要是遇到后一种情况，我就设法夺取潜艇上的小艇。

    我知道怎么操纵它。

    我们钻进小艇，然后松开螺栓，浮到水面上来，就连在潜艇前面驾驶舱里的操舵手也不会发现我们逃走。

    ” “好吧，尼德，耐心等待这样的机会。

    不过，切莫忘记，一旦失败，我们就完蛋。

    ” “我会牢牢记住的，先生。

    ” “尼德，现在，你是否想知道我对你的计划的看法？” “很想知道，阿罗纳克斯先生。

    ” “我嘛，我想——我没有说希望——这样的有利时机是不可能出现的。

    ”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我们没有放弃恢复自由的希望这一点，尼摩艇长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