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就让上帝保佑我们吧！晚上见！” 说完，加拿大人退了出去。

    我简直被惊呆了。

    我曾经以为，到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的。

    可是，我这个固执的同伴现在不容我这样做。

    事到如今，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呢？尼德·兰完全有理。

    今晚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他要利用这个机会。

    难道我能收回自己说过的话，担待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而耽误同伴前途的恶名吗？明天，尼摩艇长难道不会把我们带到远离陆地的远海？ 这时，响起了一阵相当大的流水声，它告诉我潜艇上的储水舱正在灌水，鹦鹉螺号将潜入大西洋的波涛之中。

     我呆在自己的房舱里，想回避尼摩艇长，不让他发现我内心的不安。

    我度过了痛苦的一天，在对恢复自由的渴望与对离开神奇的鹦鹉螺号而导致自己的海底研究半途而废所感到的遗憾之间左右为难！就这么离开这个海洋，“我心爱的大西洋”——我多么喜欢这样称呼她——而没有观察到她的底层，没有像揭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秘密那样去揭示她的秘密。

    我的小说刚开始写第一册就得停笔，我的梦做到最美好的时候就中断了。

    时而，我看到自己和同伴们已经安全登陆；时而，我又不由自主地希望出现某种意外的情况，阻止尼德·兰的计划的实施。

    我就这样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

     我两次来到客厅，想看看罗盘，希望知道鹦鹉螺号是在靠近海岸，还是远离海岸。

    它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海岸，而始终还在葡萄牙海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北上。

     这样看来，只能拿定主意，准备逃走。

    我的行李不重，只有一点笔记。

     至于尼摩艇长嘛，我在想，他会如何看待我们的逃离，他会因此而产生什么担忧，遇到什么麻烦？如果我们的逃跑计划被泄露或失败了，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当然，我没有什么可埋怨他的；相反，应该感激他，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坦诚、好客。

    我离他而去，也不能说是忘恩负义，我们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誓约。

    他是诉诸武力，而不是凭借我们的誓言，永远把我们留在他身边的。

    但是，那种公开承认的、把我们永远囚禁在潜艇上的奢望足以为我们种种逃跑的企图开脱。

     自我们一起游览桑托林岛以来，我没有再见到艇长。

    在我们离开之前，是否会碰巧遇见他？我既想又怕。

    我侧耳倾听，是否能听到他在我隔壁的房间里走动。

    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他大概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于是，我终于暗自思忖，这个怪人不会不在潜艇上吧。

    自从小艇为了执行一项神秘的任务而离开鹦鹉螺号的那个夜晚，我对他的看法略微有所改变。

    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我想，他可能与陆地仍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

    难道他从不离开鹦鹉螺号？那么，怎么会常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做些什么呢？当我认为他在犯愤世嫉俗的毛病时，他难道不会在远处做某种迄今我不知其性质的秘密勾当吗？ 所有这些想法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念头同时纠缠着我。

    鉴于我们所处的特殊情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没完没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不安。

    我觉得，这一天的等待就像是永恒。

    我心急如焚，嫌时间过得太慢。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晚餐。

    我忧心忡忡，毫无食欲。

    七点，我离开餐桌，距离我同尼德·兰和龚赛伊汇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

    我得一分一分地数着度过这段时间。

    我更加焦急不安，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想借此来平静内心的焦虑。

    想到我们可能会死于这次卤莽的行动时，我倒并不怎么难受。

    但是，想到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我们的计划就被发现，我们重新被押解到怒不可遏甚或因为我背信弃义而痛苦不堪的尼摩艇长面前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想再去看一眼客厅。

    于是，我走过纵向通道，来到自己曾度过那么美好、有益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