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

    鹦鹉螺号的水泵不停地吐出的沸水难道不能提高我们周围的水温，延缓海水的凝固吗？” “不妨试试。

    ”我坚决地说。

     “让我们试试吧，教授先生。

    ” 温度表上指示的舱外水温是零下七度。

    尼摩艇长领我来到厨房。

    在厨房里，采用蒸馏法制造饮用水的巨大蒸馏器正在运转。

    蒸馏器盛满了海水，热水器通过放置在水中的蛇皮管向海水释放热能。

    几分钟以后，海水的温度就能达到100度。

    然后，沸水被送到水泵，冷水又取而代之。

    热水器能释放强大的热能，从海里汲取的冷水只要通过热水器，流到泵体里时就变成了沸水。

     排放沸水开始了。

    三小时以后，温度表上指示的舱外水温是零下六度。

    水温已经升高了一度。

    又过了两小时，温度计指示的温度只有零下四度了。

     “我们会成功的。

    ”通过多次观察对这项实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跟踪和控制以后，我对尼摩艇长说道。

     “我也这么认为，”他回答我说，“我们不会被压死了，还需要担心的只是缺氧窒息问题。

    ” 夜里，水温上升到了零下一度，沸水也无法把水温再升高一度。

    不过，由于海水只有在水温达到零下二度时才会凝结，我终于不用再为海水凝固问题担心了。

     第二天，三月二十七日，我们已经挖了一个六米深的大坑，还只剩下四米了，相当于四十八小时的工程量。

    鹦鹉螺号舱里的空气再也不可能更换了，因此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闷压迫着我。

    下午三点左右，我胸口的沉闷感发展到了强烈的程度，哈欠一个接着一个，打得我的颌骨都快要脱臼了。

    我的两肺不停地喘息着，在寻觅呼吸不可或缺的助燃气体，而这种气体在鹦鹉螺号舱里变得越来越稀缺。

    我开始精神麻木。

    我有气无力地瘫睡着，几乎失去了知觉。

    我的朋友龚赛伊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但一直守在我身旁，握着我的手，不断地鼓励我。

    我还能听到他低声说话： “咳，要是我能够不呼吸，把空气让给先生，那该有多好！” 听到他这么说，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虽然我们在舱里的情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是轮到我们换上潜水服干活时个个表现得那么急切，人人都感到幸运！铁镐敲得冰层叮当直响。

    我们的臂膀挥累了，手掌磨破了皮。

    可是，这些劳累又算得了什么，这些伤痛又有什么关系！有维持生命的空气进入肺叶，我们在尽情地呼吸，贪婪地呼吸！ 然而，没有人超时在水里干活。

    完成任务以后，人人都把救命的储气舱交给气喘吁吁的同伴。

    尼摩艇长以身作则，带头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

    时间一到，他就把储气舱交给别人，自己便回到舱里混浊的空气中。

    他始终是那么的镇静，毫无怨言，精神抖擞。

     这一天，大伙的劲头比往常更足，只剩下两米了，我们和流水才相距两米。

    可是，储气舱几乎都空了。

    仅剩的一点儿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鹦鹉螺号舱里不能再供给一个氧分子！ 当我回到舱里时，几乎喘不过气来。

    多么难熬的夜晚！我不知怎样来描绘。

    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

    第二天，我感到呼吸困难。

    头疼再加上头昏眼花，我变得像个醉鬼似的。

    我的两个同伴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有几个船员已经奄奄一息。

     那天，我们被困的第六天，尼摩艇长嫌用铁镐和铁锹挖得太慢，决定把分隔我们和流水的冰层压碎。

    他这个人始终保持着镇静和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