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说，君主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

    换言之，君主具有种种工具和机器，用来进行统治，有了这些，就无为而无不为了。

     道家与法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两个极端。

    道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认为，人本来完全是邪恶的。

    道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法家主张绝对的社会控制。

    可是在无为的观念上，两个极端却遇合了。

    这就是说，它们在这里有某些共同之处。

     法家的治道，也是后期道家所主张的，只是词句上稍有不同。

    《庄子》里有一段讲“用人群之道”。

    这一段既区分了有为与无为，还区分了“为天下用”与“用天下”。

    无为，是用天下之道；有为，是为天下用之道。

    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统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自己无为，而命令别人替他为。

    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是以无为用天下。

    臣子的功能和职责，则是接受命令，遵命而为。

    换句话说，臣子的功用是以有为为天下用。

    这一段里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 《庄子》这一段接着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

    ”君主一定要这样，因为他万一考虑某件事，这就意味着别的事他没有考虑，可是他的功能和职责是考虑他治下的“一切”事。

    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让他不自虑，不自说，不自为，但是命令别人替他虑，替他说，替他为。

    用这种方法，他无为，而无不为。

     至于君主“用天下”的详细程序，这一段里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