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左街被迫还俗僧尼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还俗僧尼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作为一个外国客僧，圆仁惴惴不安。

    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月底仇士良召见了青龙寺南天竺僧人，兴善寺北天竺僧，各寺新罗、天竺僧人，狮子国（斯里兰卡）僧人，还有圆仁一行三人，请他们去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又是一番安慰。

     圆仁稍稍放下心来。

    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加仇士良观军容使，知天下军事。

    仇士良位高权重，有他的庇佑，他们至少还是安全的。

    但时局的变化超过他的想象。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辞官回家。

    他已经辞官两次，皇帝却没有允许。

    这一次，皇帝的允许像是他已经做好准备除去仇士良的信号：当日，仇士良曾经的职位立刻被人接替。

    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皇帝敕送孝衣。

    两天之后，皇帝再次下敕，斩杀仇士良身边的亲信、家人甚至男女奴婢。

     目睹了这场杀戮的圆仁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

     八 圆仁的预感很快得到了验证。

    宫里长生殿常年供奉佛像，惯例，每天抽调长安城左右街各寺僧侣轮流进宫念经，日夜不绝。

    很快，长生殿的佛像与供奉被拆毁焚烧。

     惯例，每年皇帝的生日都会在麟德殿宴请僧人与道士。

    在宴会上，僧人讲经，道士讲道，不同宗教彼此切磋。

    皇帝会向进宫的道士与僧侣赐下表示尊重与地位的紫衣。

    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道士与僧人一道入大内辩论，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

    会昌二年（842年）六月，武宗的生日，道士与僧人再次入大内辩论，依然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

     会昌三年（843年）皇帝的生日，迟钝的太子詹事韦宗卿按照惯例进献了自己为佛经作的注疏《涅槃经疏》和《大圆伊字镜略》，获得了皇帝一顿大骂：韦宗卿一个朝廷大臣，本该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却沉溺邪说，到处传播妖风。

    皇帝在斥责韦宗卿的敕书里几乎引用了韩愈二十四年前一样的逻辑：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

    孔子是中土圣人，经闻利益之言。

    韦宗卿是儒生，衣冠望族，不能宣扬孔教，反而沉溺浮屠，妄撰胡书。

    现在聚集妖惑，胡言乱语，位列朝班，应该自愧。

    皇帝甚至还让中书门下官员去韦宗卿家里把他的草稿和原本追索焚烧，不得传播。

     皇帝的生日宴是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皇帝对佛教的仇视如涟漪漫开，最先波及的就是京城的寺院。

    刚开始不允许僧人午后出寺院，后来不允许僧人在别寺借宿，不允许僧人犯钟声。

    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命令如同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

    不久，皇帝再次下敕：不许供养佛牙。

    五台山、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供养着佛指舍利的寺院，不许制供，不许巡礼。

    有人送钱，打二十板，寺院里敢收一枚铜钱，同样打二十板。

    如果有敢就此劝谏的朝臣，诛身灭族。

     依然滞留长安城的圆仁成了一个囚徒：他现在不能回国，也不能出资圣寺。

    形同囚禁的日常并不能阻止他时刻关注着长安城里瞬息万变的风向，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国僧人，他以记下民间广泛流传的“都市传说”，来表达对皇帝的不满：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唐宪宗皇后郭太后莫名去世。

    这位老太太在圆仁眼里信佛法，有道心。

    每当皇帝要对僧尼下手都会力谏。

    长安城里流传着一条关于郭太后死因的小道消息，圆仁深信不疑地记了下来：文宗的生母、穆宗的皇后萧氏美貌，武宗继位之后觊觎这位庶母的美貌，想要纳她为妃。

    郭太后不许。

    于是武宗拿起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弓，一箭射杀郭太后。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与李德裕的计划进行到了关键步骤：逼迫宦官交出神策军军权。

    下敕向左右军中尉索要神策军军印。

    左右军拒绝交印。

    皇帝再三下敕，最后说，这是把军印放在中书门下，由宰相监管，有需要用时由宰相与诸将协商。

    左军中尉这才交印，但右军中尉依然摁住不交。

    流言在京城流传，禁闭中的圆仁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右军中尉上奏说：当年我们迎接军印，是带着兵迎接的，现在要交，我们也要带着兵交。

    京城里的好事者眉飞色舞地传播着这条小道消息，并心领神会地加以解释：右军中尉的意思是：如果您真的要夺回军印，我们就只好兵戎相见了！神策军中有不少忠诚的佛教徒，圆仁在“囚禁”中听到这则小道消息，爽快地把武宗的失败写进日记：“人君怕，且纵不索。

    ”——由着右军中尉去了。

     苦中作乐的小道消息并不能缓解圆仁的困境。

    一道又一道严苛的敕令不断下发，为了离开长安城回国，圆仁终于积极奔走起来。

     九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圆仁担心已久的敕令下发：要求外国僧人还俗。

    不遵从还俗敕令的，当即决杀。

    为了离开长安，圆仁同意还俗。

    一向对僧尼佛寺十分照顾的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暗中帮圆仁搞到一张离开长安的通关文牒。

    五月十四日，圆仁将要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都市。

    头发已经长出了一些，他戴上一顶毡帽，穿着平民的褐衫，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旅客。

     圆仁心情忐忑，时刻担心着身后牵着的三头驴。

    驴背上的箱笼里有他在唐土七年所有珍贵的收藏：四笼经文与画像。

    从开成三年（838年）到达扬州起，圆仁把日本朝廷与唐土朋友们接济的金钱全部用在了购买和抄写经书、描绘大师像与曼荼罗上。

    除此之外，还有白居易与杜甫的诗篇。

    但城里剿灭佛教的禁令严厉，圆仁时刻担心一路上收集的经文与在佛寺临写的画像能否在重重关卡的检查下安然离开长安。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候，依然有一些朋友前来相送。

    大理寺卿杨敬之为他写了几封信，托他在洛阳的朋友照顾圆仁。

    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为他置办了毡帽，绫布，檀香，一双软鞋，一些钱和一卷银字《金刚经》等许多礼物。

    临行，李元佐请求他留下袈裟，他将每日烧香供奉。

     还有一首专门写给他的诗，来自他的一个朋友，诗僧栖白和尚：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ráo）。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归心似箭的圆仁走水路，经过洛阳、郑州、汴州、泗州，回到扬州。

    会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扬州。

    不久，新皇帝登基，严厉的灭佛政策随着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动，被禁锢的佛教活动又昌盛起来。

    圆仁终于可以重新公开他和尚的身份。

     圆仁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礼中国的旅程真正开始的地方。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圆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

    返国这年，圆仁五十四岁，后十七年，圆仁在日本国传法，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慈觉大师”。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号“会昌”因为发生在这六年中的残酷的对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为后世最屡屡提起的名字。

    武宗的死因与他的爷爷宪宗一样成谜：服食丹药，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

    死前连宰相李德裕想见他，也被宦官拦在门外。

    他并没有比自己的前辈们更加坚强。

     会昌年间，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按两税法交税。

    “会昌毁佛”之后，国家的户口增加了一倍多，成为日后收税的税基。

    寺院和僧侣中有武艺、有医术、有建筑机械手艺的僧侣多半被派上了会昌三年至四年间征讨回纥与藩镇叛乱的战场。

    从寺院缴获的铜像与钟锣被命令用来铸钱，但是铸造成本极高，每铸造一千文钱所耗费的人力物料与运输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从佛教寺院挤压出的土地、财富与人口并没有能够改变李唐王朝沉没的轨迹。

    武宗之后继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的怪圈：求神炼丹，中毒而死。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军、监军和参与枢密政治的权力一切罢停，杀死宦官数百人。

    朝官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终于以朝官的胜利告终。

    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代价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与民变。

     昭宗解决了宦官，却让藩镇渔翁得利，朱全忠从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终结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

     时间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