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甚是丰富；但如果详细审查，那这种看似乱花迷眼的旁征博引,都不能触及到变法的主要脉络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变法的缘由是什么？变法的主持者又到底是谁，闫党、清流、穆祺抑或不知名的另一派系？ 热门课题研究几百年，居然连变法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实际也无可厚非。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掌握的都是变法中边缘人物记录的零星碎片,宏大进程中浮光掠影的一瞥；而真正身处洪流中心的人物，却在历史记录保持了惊人一致的沉默，以至于后人反复查点，居然不能从遗物中找到任何有效的痕迹。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三十余年的内阁高层中，闫分宜、许少湖都是极小心谨慎的人物，告老以后口不臧否人物，连奏折的草稿都是随写随烧，绝无痕迹；张太岳倒是富于著述，但死后家属仓皇南下，生平的文稿都遗留在了京城老宅，被狂怒的皇帝全数销毁，再无痕迹；至于穆祺……大概是由于文采实在太糟糕的缘故吧，市井上没什么人愿意掏钱买穆国公府流传出来的大作，于是也湮灭无闻了。

     因此，长久以来，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居然只有传承有序的宫廷奏折档，以及总领全局的国史馆，试图从公文及官方记载中搜寻消息而这两个部门，由变法干将、穆派元老张太岳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换言之，这是穆党自己给自己写的历史。

     采信这种历史的结果，就是带偏了前两百年几乎所有的甲寅变法研究，学者笃信这些像模像样的档案，坚定不移的认为变法只是高层为了利益的共谋，主持者应该是闫、许，甚至飞玄真君，而绝不会是当时年轻而无知的穆国公世子穆党是花瓶、是样板、是皇帝扶持勋贵制衡文官的白手套、是张太岳一飞冲天的进身之阶，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担变法这样艰巨复杂、充满创新的人物。

     要知道，在时人的笔记中，穆氏的评价还是“癫狂错乱”、“不可明状”呢，你能指望这种人办什么大事？ 这样主流的观点也不是没有过质疑。

    不少学者从荷兰及西班牙的档案中找到了痕迹，认为穆祺发挥的作用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但这种只言片语的外界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