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没有办法与严谨缜密的国家档案相比，所以几百年来，力主穆氏主导变法的“穆派”都只是冷门的异论。

     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一直持续到了《儒望日记》出土为止。

     不过，与公众舆论中颇有传奇色彩的发现历程不同。

    实际上，作为英吉利银行的高级董事、东印度公司终身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下的文件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研究者之所以长久无视《儒望日记》，并不是因为傲慢疏忽，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无法释读在死前最后一年，儒望特意取来了所有笔记本，当着公证人的面投入墨水池中浸透，从此一塌糊涂，再也不可分辨了。

     因此，后来对《儒望日记》的“再发现”，与其归功于他后人无私的捐献，倒不如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东印度高级董事起居奢华，用的墨水中都掺有金粉和银粉，而新式超高精度的离子分析恰恰可以分辨出纸张中残留的氧化金属，一层一层的扫出了被掩盖的机密。

     而事实亦证明，被如此谨慎保存的文献的确是非同小可。

    在解读文本之前，坊间已经对日记的内容有了大量的猜测，其中多为荒诞不经、近乎谬论的野史；但等日记释读完毕，研究者才极为惊骇的发现，相对于儒望记录的种种暴论，坊间野史居然还能算温和保守的！ 即使不从事历史研究，你也可以想象这种东西对传统学术界的冲击。

    实际上，在接受文物的金陵研究所发布第一批释读成果时，它所引发的并非热议与狂喜，而是铺天盖地的争论；反对者从技术原理质疑到了原典真伪，从原典真伪质疑到孤证不立，可谓竭尽挣扎之能事。

    而这种几乎不讲体面的挣扎，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派对话语权沦丧的惶恐，更出于正常人理性的排斥，三观崩坏的畏惧简单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不能理解专家们那种“怎么可能呢”的茫然惶恐，这里可以引述儒望日记中最受重视、研究最多（同样也是被质疑最多）的一段，寥作参考。

     以前后的时间判断，这一段记载应该发生于万历二年。

    正史中，穆氏于万历元年南下，遇风雨后不知所踪；但从日记的记录看，穆氏“失踪之前”，显然还赶赴南海与儒望见了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