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会说，药剂师、出租屋房东一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且了解自己将要面对的现状。

    然而，打个比方说，数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保护政策只是给制造业工人们带来了少许希望。

    不过，这种希望让他们增长了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把他们脚下的不公平铺垫撤去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把那种直觉与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类似情况时的直觉联系起来。

    几十年来，校园当中的恃强凌弱现象因有利可图而愈演愈烈，而且全美国的校园恶霸们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经验来利用这种法规漏洞、打擦边球。

    如果我们完善了法规让校园里的恃强凌弱者变得无利可图，难道我们就必须去补偿那些恶霸吗？ 公平的戒律（4）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点。

    它们都使用强制方式（直接使用或借助法律的权威）牺牲非自愿一方的利益并让另一方更加富足。

    比如说，你偏爱到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劳工那里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会让你花4倍的钱去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东西，这样你就被敲诈了。

    当自由贸易协议给了你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买东西的自由时，请为你的自由欢呼吧。

    补偿那些剥削过你的人，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屈从行为。

     第七，对不宽容的行为回报宽容。

    每个小孩都感受过受排斥的痛苦，而且每个小孩最终都会明白这种痛苦是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你不会得到每一个生日聚会的邀请。

    如果有人因为纯粹的恶意理由而拒绝邀请你，那么你有权利去伤心，但没有权利去聚会场所捣乱。

     成年人试图牢记这一原则，然而大家却总是会忘记它。

     举一个程式化的例子。

    玛丽拥有一间空置的出租屋，而乔在寻找一个地方居住。

    如果乔看不惯玛丽的种族、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只是因为纯粹的恶意理由而看不惯她，他就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他任何房子。

    但是，如果玛丽看不惯乔的种族、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法律却规定她必须忍受这些疑虑而把房子租给乔。

     或者伯特想雇一个办公室经理，而厄尼希望管理一个办公室。

    法律允许厄尼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任何工作聘请。

    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那么他不必为阿尔巴尼亚人工作。

    伯特则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他公开宣称阿尔巴尼亚人没必要来申请这个职位的话，他就确实需要一个好律师。

     这些不对称的原则违背了公平的最基本要求。

    就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不应该因为不相干的外部环境而改变的意义而言，人们应该被平等地对待。

    玛丽和乔或伯特和厄尼正在留心着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为什么在反歧视法规的要求下，他们应该承担不对称的责任呢？ 有两个不错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伪善的状况。

    其一是原则性的，即不对称的责任是不公平的。

    其二是经验性的，即哪个体制今天侵犯了你的邻居的自由，明天其权限就会扩展到你身上。

    今天，政府要求玛丽去怎样选择租户；明天，它就可以要求乔去怎样选择出租屋。

    今天，它要求伯特怎样选择雇用的办公室经理；明天，它就可以要求厄尼怎样选择工作。

    如果厄尼拒绝一份来自阿尔巴尼亚籍雇主的工作邀请，他会不会被要求证明自己的决定并非基于地域歧视呢？ 然后，为什么它们会就此罢手呢？如果“反优先雇用行动”的原则被一直实施下去，它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