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随着未来科学的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

    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形上学的方法论 在《新知言》一书中，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

    这样做，负的方法也就启示了它的性质和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正的描写和分析无法说出的。

     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赞同诺思罗普教授说的：西方哲学以他所谓“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他所谓“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

    其结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

    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混沌的全体。

    在《老子》、《庄子》里，并没有说“道”实际上是什么，却只说了它不是什么。

    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佛家又加强了道家的负的方法。

    道家与佛家结合，产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学我宁愿叫做静默的哲学。

    谁若了解和认识了静默的意义，谁就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以说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

    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

    但是在习惯于负的方法的人们看来，正因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于它说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

    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

    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

    关于这一点，康德做了许多工作。

     哲学上一切伟大的形上学系统，无论它在方法论上是正的还是负的，无一不给自己戴上“神秘主义”的大帽子。

    负的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