盂》） 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

    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

    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

    这个学说后来被荀子及其学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将要讲到。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同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

    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

    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

    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

    “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

    从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要这两种东西是毫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国家的起源 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

    《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阐述了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

    照这个学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

    它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

    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人们竟然自愿选择，要有这样的绝对权威来统治他们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可选择。

    照他所说，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如汤玛斯·霍布士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

    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

    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