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果。

    产生了，它就真是原因；没有产生，就不是。

    这是演绎推理，也就是墨经中所谓的“效”的方法。

    因为，假设一个一般命题为公式，就是假设它是“法”，以它来进行实验，就是来“效”它这个“法”。

    假设的原因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就是“故中效”。

    不产生，就是“不中效”。

    用这种方法，可以检验一个故是真是假，决定一个故是大故还是小故。

     至于另一种推理方法，就是“推”的方法，可以以“凡人皆有死”这个论断为例来说明。

    我们都会做出这个论断，因为我们知道凡是过去的人都已经死了，又知道现在的和将来的人与过去的人都是同一个类。

    所以我们得出一般的结论：凡人皆有死。

    在这个归纳推理中，我们用了“推”的方法。

    过去的人皆有死，这是已知的。

    现在的人皆有死，将来的人皆有死，这是未知的。

    所以，说“凡人皆有死”，就是把已知的归予同类之未知的，即“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是犹谓也者同也”，即将彼说我（与此）相同。

    我们正是在“以类取，以类予”。

     澄清兼爱说 后期墨家精通“辩”的方法，为澄清和捍卫墨家的哲学立场做了很多工作。

     后期墨家遵循墨子功利主义哲学的传统，主张人类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于取利避害。

    《大取》篇说：“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

    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

    免身，利也。

    其遇盗人，害也。

    ……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

    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

    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

    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所以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是：“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 墨子和后期墨家都认为“义，利也”。

    利是义的本质。

    但是，什么是利的本质？墨子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后期墨家提出了，并且做出了解答。

    《经上》篇说：“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恶也。

    ”这样，后期墨家就为墨家的功利哲学做出享乐主义的解释。